三橋町，昭和十二年初夏

凌晨四點半，電車從圓山站滑出，我把懷錶撥回昭和十二年──一九三七年的台北。天色像薄荷色的玻璃，微光映在石板路上，路牌寫著「三橋町」。這一帶後來叫南京東路一段，但在那時，它還是日人以三板橋命名的行政區，北臨大正町、南接紅葉園與公墓。

街邊矗立的洋館剛擦過雨，鵝黃色面磚透著潮氣，木窗後偶爾傳出留聲機的爵士——多半是〈Sentimental Journey〉這一類流行到東京淺草的曲子。空氣裡交纏藥草味與薄荷腦，因為住在洋館裡的陳茂通剛從藥行倉庫搬了幾箱川芎和當歸，準備運往大稻埕。

我在洋館外的榕樹下聽見遠方汽笛，像沒對準拍子的鼓手。台灣軍司令官剛於八月十五日宣布島內進入「戰時體制」，這條街忽然多了荷槍的憲兵與防空演習的號令。但清晨的光太柔軟，連警備犬都打哈欠，誰也想像不到八年後天空會燃起火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