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三十日清晨，三民路透天厝的鐵門被敲得山響，兩名追債人亮出拖吊單後，不到十分鐘就把家裡唯一的轎車與兩部機車拖上板車。粉筆「取回」二字狠狠刮在柏油路面，白痕在烈日下格外刺眼。那天上午，父親在騎樓邊點了第三根菸，短短幾口就丟進水溝；他回頭看見妻子蹲在門口拾起粉筆，卻什麼也沒說。中午過後，長女打了十多通電話給投資介紹人，一直被轉語音信箱；她握著手機的指節發白，最後摔進沙發縫裡，再也沒撿起來。
黃昏時分，一家人圍坐小飯桌吃泡麵，母親想談談怎麼跟銀行協商，話到一半就被父親打斷。他說：「已經沒時間了。」短短五個字像石頭落水，把整間屋子壓得悶沉。那晚十一點，他在樓下雜貨店買了六包木炭和一卷黑膠帶，店員開玩笑問「烤肉啊？」，他只抿嘴點頭。半夜兩點，鄰居聽見王家樓上不尋常的腳步聲——家具被拖動，窗縫被紙板封死，膠帶撕開又撕開，在靜夜裡顯得異常清晰。
七月一日早晨，母親獨自走到附近宮廟燒香，她對主神鞠了三個長躬，沒留香油錢就匆匆離去；回家時，她在信箱塞滿的帳單最上層放了一封寫著「抱歉」的信。下午兩點，追債人再度上門，鐵門裡傳來父親顫抖的嗓子：「明天給答案。」對方留下最後通牒：「再拖，我們就報警。」同時，家人曾試圖聯絡一位地方議員求助，但電話那端只說「資料帶齊了再來」，這句官方客氣把希望推得更遠。
那天傍晚，他們最後一次坐在一起吃飯，母親把幾顆滷蛋切半分給孩子。飯後，父親用膠帶封住每一道門縫，長女點著炭盆，濃煙旋即被電扇推進各房。夜色沉得像一條漫長的隧道，沒有人再說話，只有安眠藥膠囊在杯裡敲擊瓷壁的聲音。七月二日凌晨四點，母親用長輩群組發出最後一條訊息：「別來找我們，對不起。」隨即將手機關機，一排已讀顯示永遠停在「0」。
同日下午，鄰居注意到王家信箱還是爆滿、屋內燈卻整天未熄，遂報警請鎖匠開門。傍晚六點，鐵門被撬開，警方沿著狹窄樓梯踏進二樓，混濁炭味撲面而來。電扇仍在吱呀吱呀地旋轉，灰燼覆在炭盆邊緣，五具遺體分散各室，四封遺書壓在茶几玻璃下；唯獨父親的字跡未曾出現，究竟是來不及寫下，還是對這段絕路已經無言可說，外界永遠不得而知。
在檢警、法醫與社工之後，留給鄰里與社會的，只剩一間貼滿黑膠帶的空屋與無盡追問：如果那一通議員電話願意多聽兩分鐘，如果那一晚有人敲門送來一碗熱湯，結局會否不同？最後四十八小時裡，這個家庭所有的喊聲全被關在自家牆壁裡，直到炭火熄滅，城市才猛然意識到——原來絕望可以在兩天之內，靜悄悄地燒盡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