孫中山的完整著作並未直接討論現代台灣的罷免行動，但根據他提出的民權理論、對代議制的批判，以及他對「罷免權」定位的多次闡述，可推論出下列態度輪廓：
1.原則上支持罷免的制度存在
•在《三民主義‧民權主義》第十六講，孫中山將「選舉、罷免、創制、複決」並列為人民直接民權，強調缺一不可，否則民主將失去「把權力拉回來」的煞車機制。
•他稱四權設計是「世界學理上第一次發明」，顯示其對罷免權具有高度理論自信與必要性認定。
2.視罷免為制衡代議政治的日常工具
•孫中山批評歐美僅有選舉權，導致議會淪為政黨工具；罷免可迫使被選舉人持續回應民意，防止「議院專制」。
•依其「權能區分」思想，政權屬人民、治權屬政府，人民必須能以罷免隨時收回授權，以保持制衡。
3.符合法律程序即為正當行使
•孫中山推崇「制度化革命」，主張以成文法落實民權；只要現行法規（如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》）規定的提議、連署、投票門檻被遵守，即屬合法正當。
•他強調革命須「合乎世界大勢」並「合乎社會需要」；已成文的罷免法正是民主制度成熟的象徵。
4.同時警惕濫用與社會成本
•在比喻罷免為汽車「煞車」時，他暗示該權應慎用；若罷免變成情緒性或派系動員，將背離「治權專業運作、政權合理制衡」的初衷。
•孫中山也強調政治教育的重要性，認為人民須具備民主素養才不致使工具淪為惡性循環。
5.可能提出的附帶要求
•加強公民教育與資訊公開，降低罷免流於口號操作。
•鼓勵政黨把罷免作為回應民意、改進施政的契機，而非單純動員或報復。
•若罷免頻繁造成政治動盪，他或許會倡議調整門檻，尋求「效率與監督」的平衡。
綜合判斷，若孫中山活在今日台灣，他極可能原則支持「大罷免」，視其為落實「人民四權」的正當手段，但也會呼籲理性運用、避免濫權，並強調政治教育乃制度良性運行的關鍵。
孫中山，《三民主義‧民權主義》第十六講，1924。
《中華民國憲法》17、133 條；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》§75–92。
孫中山，《三民主義‧民權主義》第十六講。
孫中山，《建國方略‧建國大綱》，1924。